佳木斯的早市上,山东人闯关东传下来的豆浆油条、满族留下的粘豆包、本地的大碴子粥、夏天隔壁朝鲜族卖的冷面、玻璃柜里那几根烟熏的红肠——再加上街角这两年才开的麻辣烫和瑞幸。一条街,五六个时代的吃法肩并肩摆着。
但谁也没把谁融进自己。
就像这座城下游的三江汇流——黑龙江浑黄,松花江墨黑,并到一起还要再走 40 公里,江水才真正混为一色。
序言:一碗汤里有几个时代
先和你聊一座城——佳木斯。
它在中国地图的最东边,松花江、黑龙江、乌苏里江三条大江在这里汇合。冬天能冷到零下三十度,江面会冻得能开车。一座挺普通的东北小城,名字听过的人不多。
有意思的是,佳木斯下游的三江汇流处有一个肉眼可见的现象——黑龙江水浑黄,松花江水墨黑,两条江并到一起之后还要再走 40 公里,江水才真正混为一色。一江浑黄、一江墨黑,并排往前流,互不相让。
这件事像是这座城的预言。
早上六点你站在佳木斯的早市上,会看到这样一些场景——
最显眼的是山东人那一摊:一口大锅咕嘟豆浆,旁边油锅里”馃子”(东北人管油条叫这个)正在翻浪;豆腐脑是咸的,浇上酱汁、撒上韭菜花、淋上一勺辣椒油;煎饼果子里裹着馃子,韭菜盒子、糖三角、肉包子、菜包子叠在蒸笼里冒热气。这些是佳木斯人最日常的早点——大半个早市都是这套东西,因为佳木斯一半以上的人,往上倒三代都是山东、河北闯关东过来的。
再往边上走两步,是北方人共有的几样老底子:大碴子粥(玉米粒粒粥,粘嘴)、小米粥、黄米切糕(佳木斯本地名小吃,黄米粉混绿豆红枣蒸的)、粘豆包(这个是满族留下来的)、汤子面(也叫”汊子”,满族人发明的酸玉米面汤)。
朝鲜族的吃法在这里以另一种节奏出现——不是早点摊的主角,而是几家挂着朝鲜族招牌的小铺:冷面(佳木斯人一年四季都吃,冬天也吃)、打糕、辣白菜(这个早就被东北人接过来当配菜,几乎不算”朝鲜族特色”了)、米肠、石锅拌饭。
江岸那一面有专门卖鱼的鱼摊——鳌花、鳊花、大马哈鱼、鲫花、嘎牙子,按段切好。佳木斯人把鱼当家常菜,不是稀罕物。早市上还能看到一些俄式残影——本地的红肠、列巴(俄式大面包)、苏伯汤(罗宋汤的东北念法),不过这些更多在上午十点以后的小店里,不是早市主流。
再往最上面那一层堆——是 2010 年代之后才进来的:烤冷面、川渝麻辣烫、奶茶、瑞幸咖啡、抖音网红早餐车。其中有两样和这座城建立了真感情:烤冷面本身就是 1990 年代东北学生发明的(一说牡丹江一说鸡西),到佳木斯被抹上甜面酱、加蛋、加肠、加菜;桦南大碗麻辣烫是佳木斯桦南县把川渝麻辣烫改造成”麻酱+辣椒油+白糖+玉米面条”的本地版本,后来反过来把”桦南”这两个字带去了北京。
这些东西,就这么肩并肩摆在同一条街上,互相不打招呼,也不串门。
这事儿挺奇怪的。一般来说,一个地方住着这么多种人,吃法早就该混到一起去了——你想想广东、福建、上海,那种”这道菜我也说不清是哪儿来的”感觉。但佳木斯不是。它的每一种吃法,都还能一眼指出来:朝鲜族的就是朝鲜族的,俄式的就是俄式的,山东的就是山东的,谁是谁,分得清清楚楚。
这不是融合的多元,这是层而不融的多元——就像三江汇流那 40 公里里,并排着流的两道江水。
每一层都是一段历史的影子,每一层都还活着,但它们之间没发生过那种”搅成本地新口味”的过程。
为什么是这样?这本是个关于吃的小问题。但要说清楚,得从一个更基础的事说起——这些吃法,是怎么一层一层来到这座小城的?
舞台:一拨一拨人,是怎么来的
先说这片地。
三江平原是世界上仅剩的三大黑土平原之一。黑土的有机质含量是全国平均的五到六倍——简单说,插根筷子都能发芽。但它的另一个特点是冷:一年六个月冬天,作物只能长一季。
肥沃但寒冷。这两个条件加在一起,意味着——这里能产粮食,但不容易种;想种好,得有人来。
佳木斯被纳入中国饮食地图的时间,其实非常晚。最早住这儿的,是几千年来在江里打鱼为生的赫哲族——他们至今总人口才五千多人。一直到清末光绪年间(1888),这里才出现第一批被官方丈量出来的汉人村落。1910 年才设桦川县。1930 年才有”佳木斯”这个名字。在中国所有有名字的城市里,它是最年轻的一批。
但接下来的一百年里,这片平原突然变成了一个七拨人轮流登场的舞台。
朝鲜族沿着鸭绿江、图们江一路向北,开起了水田。有一个被几乎所有人遗忘的人叫申友景——他在 19 世纪末,从日本北海道带回来一种叫”赤毛”的耐寒稻种。这个稻种是日本人 1873 年才在北海道试种成功的极北水稻——它能在北纬 41-45 度成熟,理论上也能在更北的东北种活。申友景把它带到了牡丹江一带——这是东北水稻史的”第零代”,没有他,后面所有人都接不上。
山东、河北的农民越过山海关,浩浩荡荡涌进东北,史称”闯关东”,三千多万人。沙俄修中东铁路那会儿,把白俄面包师、犹太糕点师、立陶宛肉肠师傅带进了哈尔滨,一部分顺着松花江漏到了佳木斯。东北那十几年的特殊时期里,佳木斯被设成了三江省的省会,1937 年通了一条图佳铁路。这些事的初衷不是为了发展这座城,但意外把整个东北的物流网拉到了佳木斯门口,一些原本在哈尔滨的食物作坊也顺势漏了过来。新中国成立后,几十万退伍军人和知青被派到北大荒开荒——一片几千年没人动过的沼泽,变成了万亩良田。改革开放以后,川渝、江浙的小老板带着外卖、连锁餐饮、网红店一拨拨进来。
每一拨人,都带着自己的食物记忆来:
朝鲜族带的是稻种和酱缸。俄国人带的是烤炉和肠衣。山东人带的是大酱、面条、粉条、煎饼。转业兵和知青带的是大锅、大份、食堂的吃法。当代外卖小哥带的是手机里的连锁品牌。
这些来源差异巨大、彼此互不相识的吃法,被同一片寒冷的黑土地、同一段不到一百年的时间,挤进了同一座小城。
每一拨人都带着 自己的吃法 来到这片土地
七层人,七张味觉地图
把佳木斯的饮食像地质剖面一样切开,你看到的不是六七种菜系并列,是七层人。每一层都是一波具体的迁徙、一种具体的活法、一种具体的食物记忆。
从最底下往上看——
第一层 · 赫哲族——江里的鱼,几千年
史前 · 渔猎时代
三江汇流的最早住户。今天人口就剩五千多人。世代靠渔猎吃饭,日子的核心就是一条江、一群鱼。
赫哲族有一套关于鱼的完整宇宙——“三花五罗十八子”。三花是鳌花、鳊花、鲫花;五罗是哲罗、法罗、雅罗、胡罗、铜罗;十八子是岛子、川丁子、柳根子等十几二十种小鱼。再往上还有鲟鱼、鳇鱼、大马哈鱼这三样贡品级名贵鱼——历史上鲟鳇鱼骨筋曾跟”东珠""人参”并列东北贡品三珍。
他们最有名的吃法是**“杀生鱼”(赫哲语 killya / 塔拉克)**:刚捕上来的活鱼放在江边石板上放血,用骨刀片成薄片,撒野生江葱、盐、辣椒——没有醋的时候,就用野樱桃汁或酸浆野菜捣浆。听起来跟日本刺身像不像?这俩还真是平行起源——都来自寒冷河海地区,对低脂肪高蛋白鱼肉最直接的处理方式。北海道的阿伊努人也吃生鱼(ruibe),他们用的是冷冻杀寄生虫。赫哲族用酸,阿伊努人用冷——两种独立解法,对应同一个北方寒冷地区的食物难题。
除了生鱼,他们还吃塔拉哈——鲜鱼带皮切块,柳木棍串起来,篝火上烤到三到五分熟,鱼皮”噼啪”炸响、滋滋冒油,蘸盐或米醋加蒜调料。外熟内生是核心标志。再加上鱼条(风干鱼)、鱼毛(炒制成酥松干料的调味)、鱼皮做的衣服——历史上”赫哲”被叫做”鱼皮部”,整套食物-服饰-精神一体的鱼文明。
这一层在今天的佳木斯几乎看不见了。同江的街津口、八岔,抚远的抓吉,市郊的敖其——只剩这几个民族乡的几家”赫哲族风味”餐厅,活成了博物馆里的样子。讽刺的是,这片土地最古老的本土味,恰恰在自己中心城市里最不可见。但有一样东西留下来了——佳木斯人对江鱼的偏爱。“清炖鳌花鱼”、“鳇鱼炖土豆”、“鱼籽三拼”——这套江鱼料理的根在赫哲族,今天大多由汉族厨师做。
第二层 · 朝鲜族——把寒冷的东北种出了大米
1875 — 1958
1875 年,辽宁桓仁出现东北第一块朝鲜族水田。这是东北种水稻的开端——很多人不知道,东北能吃上大米,最早是朝鲜族教的。
1916 年是另一个关键年份——这一年吉林省长公署把延吉道朝鲜族农民郑安立的《水田说明书》上报给国民政府农商部,得到正式认可。这是民国官方第一次承认朝鲜族水稻技术。1933 年朝鲜族农民在北纬 50 度的黑龙江沿岸种水稻成功——打破了世界水稻种植纬度纪录。
有个数字挺让人吃惊:1934 年,朝鲜族占东北人口的 3.3%,但生产了东北 90.1% 的大米。整个东北的米饭文明,差不多都是这群人扛起来的。
1948 年春天,吉林敦化的金白山带着 80 户朝鲜族家庭,延吉的李在根带着几十户,分别走铁路从吉林一路坐到佳木斯桦川——大约 600 公里——开荒种稻。第一年(1948)就把亩产从上一年的水平提高了 39%,达到 597 斤——创了当时全省最高纪录。1949 年春,金白山和一个叫慎自成的人,带着 5 户人家组成第五耕作组,是真正集体化的起点。1951 年农庄正式成立。
但农庄当时还没有名字。直到 1952 年春,省政府秘书长来视察,跟着来的**《东北日报》记者牧正站在田边说:“就叫’星火’吧——毛主席不是说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’吗?”**大家都同意。东北日报把这个农庄称作”新中国第一个集体农庄”。从此星火村走进了中国农业史的教科书。
这一层留给佳木斯的味觉痕迹:打糕、辣白菜、米肠、冷面、狗肉酱汤——还有一种深入骨头的对大米的执念。这个执念后来被另一层人继承下来,变成了今天的”佳木斯大米”品牌。
第三层 · 俄式——从哈尔滨漏下来的西餐影子
1898 — 1945
这一层不是直接进佳木斯的,是从哈尔滨”漏”过来的。
1898 年沙俄修中东铁路,沿着铁路线扎下来一群人——沙俄技师、白俄流亡者、犹太面包师、波兰糕点师、立陶宛肉肠师傅。他们把欧洲的烤炉、肠衣、酸黄瓜、奶油蛋糕的工艺,一路带到了三江平原。
佳木斯今天最有代表性的”本地味”,其实是红肠。它的前身有个挺拗口的名字——“立多夫斯香肠”,意思是”立陶宛香肠”,俄语写作 колбаса литовская,俗称**“里道斯”**。1900 年俄商秋林在哈尔滨办起灌肠作坊,1909 年立陶宛籍员工正式建起秋林灌肠庄。1964 年中苏关系破裂之后,“里道斯”这个名字才被去掉,正式改叫”红肠”——这个名字才用了六十年,并不是从来就有的。
佳木斯的宾馆红肠是这条线的二代变种——比哈尔滨晚了将近九十年。它是怎么诞生的?这是个特别具体的故事——
有一个 1969 年从佳木斯第十一中学毕业的男生,分配去了光华玻璃厂学钳工,一干就是 11 年。1983 年他调进佳木斯宾馆做后勤,一干又是七年。1990 年宾馆把亏损多年的”对外商店”承包给了他,他一年扭亏为盈。1991 年他干脆放弃工资全风险承包,把宾馆一个旧仓库改造成 50 多平方米的车间,就一口大锅、一台用报废和面机改装的拌料机、一台手摇灌肠机、5 个工人,开始做红肠。
第一批产品质量不稳,一天做 50 斤,要两三天才能卖出去。他亲自跑哈尔滨拜师学艺。回来之后骑自行车跑遍了佳木斯——沿江公园的”一步阁”、江北的”柳树岛宾馆”、城里大大小小的熟食店——“哪怕只要 5 斤肠,多远都骑车送过去”。三年后的 1994 年,宾馆红肠终于摆上了百货大楼和华联商厦的柜台。
有意思的是——他做的红肠刻意去掉了哈尔滨原版的几个东西:去掉了大块肥肉、去掉了果木烟熏、加重了蒜味、改用普通肠衣。佳木斯人嫌哈尔滨红肠太肥腻,要”儿童肠”才行——所以宾馆红肠完全按本地口味重做了一遍。这种”切断血统、本地化”的逻辑,让它从一口大锅一路做到了今天年产几百吨。
大列巴(俄式黑面包,“列巴”就是俄语 хлеб 的音译)、苏伯汤、酸黄瓜——这些今天还能在佳木斯老菜馆里点到,但已经只是影子了。佳木斯也始终没诞生出像哈尔滨秋林大列巴那样的标志性面包品牌——因为这座城没有大量俄罗斯侨民在这儿安家过,俄式食品的本地化基础太薄。红肠能存活,是因为山东人接手了;面包没存活,是因为没人接手。
第四层 · 闯关东——山东人的酱缸和粉条
1900s — 1949
这是佳木斯今天饮食底色里最厚的一层。
从 1900 年代开始,山东、河北的农民越过山海关向东北涌入——总数三千多万人,史称”闯关东”。他们带来的不是什么精致菜系,是中国最朴素的农耕食物系统:大酱、咸菜、面条、馒头、煎饼、猪肉炖粉条。
山东人最擅长的两件事,在这片土地上结合得特别好——把豆子做成酱,把肉做成肠。豆子有北大荒的便利,肉有北方冬天天然的”冷库”。一口酱缸放在院里发酵一冬,一根肠挂在屋檐下风干一冬。这是闯关东人在三江平原最日常的两种食物记忆。
这一层和俄式那一层,是真发生过融合的——前面说的宾馆红肠就是个例子。一个 1969 年中学毕业的山东后裔(闯关东第二三代),借了哈尔滨俄式工艺的外壳,做出了一种蒜味重、不烟熏、没大块肥肉的本地肉肠。这是七层之间为数不多的真正交叉点——也是为什么红肠能从俄国人的烤炉一直活到佳木斯今天的早市。
顺带一提,锅包肉也是这条山东线上的产物——1907 年哈尔滨道台府厨师郑兴文(祖籍山东)用山东糖醋技法改造了传统的”焦烧肉条”,发明了这道菜。今天佳木斯街边的锅包肉,本质上是山东厨师的发明被东北甜辣化、东北风格化之后的结果。
第五层 · 北大荒——转业兵、知青、大锅大份
1947 — 2000
1947 年起,大批退伍军人进入三江平原开荒。1958 年,王震率 10 万复转官兵转业北大荒。1968 年,知青下乡的浪潮里,又一大批年轻人被送到这里。1976 年建设兵团撤销时,原来的沼泽已经变成了万顷良田。
这一层有一个绕不过的名字——徐一戎。
他 1924 年出生在辽宁北镇,1940 年代上的奉天农业大学。1951 年投身北大荒,从此就没离开。他用 20 年积累经验、10 年研究、10 年推广,搞出了**“旱育稀植三化栽培”**这套寒地水稻技术——让北纬 45 度以北的高寒地区也能种出高产水稻。1980 年他让北大荒的小面积亩产首次突破 510 公斤;1994 年大面积推广后,11 个农场亩产超 500 公斤,7 个高产户超 700 公斤;2007 年红卫农场的崔文臣亩产达到 996.9 公斤——这是世界级的寒地水稻成绩,同纬度的日本北海道、加拿大、美国北部都没人达到过。
2014 年 5 月 13 日徐一戎去世,享年 90 岁。他临终前一天还让女儿读《北大荒日报》,关注的是建三江插秧的进度。一周之后,建三江垦区水稻插秧全面告捷的消息上报。
这一层留下的是一种**“大米至上”的饮食观**。今天”佳木斯大米”这个品牌,就是徐一戎那条路的延续。这片土地的水稻商品率超过 90%,绝大多数大米被运出去了,本地人吃的反而是不同等级。
同时留下的是一种**“集体食堂式”的吃法**——大锅、大份、油重、味浓,吃饱第一,吃好第二。今天东北家里那种”上桌不分桌、菜满满一锅”的传统,直接来自当年的农场食堂。
第六层 · 东北本土——“东北菜”是怎么成形的
1980s — 2010s
1980 年代之后,闯关东、北大荒、俄式三层在城市里慢慢沉淀,变成了一种叫”东北菜”的本地通用语:锅包肉、地三鲜、铁锅炖、猪肉炖粉条、酸菜白肉、得莫利炖鱼。
这一层不是任何一拨移民单独带来的,是几代人在国营单位食堂、铁路工人食堂、农场食堂里慢慢磨合出来的。
东北菜有两个关键字:一个是”大”——大锅、大盘、大份、大油、大火。一桌菜上桌的方式不是精致摆盘,是把整口铁锅端上来,所有人围着它吃。另一个是”炖”——东北冬天太长,蔬菜种类太少,几乎所有的肉、菜、豆制品最后都通过”炖”被处理掉。煎炸炒烤都是季节性的,只有炖能一年四季做,而且越冷越好吃。
佳木斯还出了一样独家发明:饼夹串——把烤好的肉串塞进刚出炉的烤发面饼里。其他东北城市少见,佳木斯本地人觉得是这座城独有的吃法。逻辑很朴素:三江平原是粮仓,发面饼便宜易得;工人下班街边吃烧烤需要顶饱;一手拿饼、一手撸串没法吃饭,把串塞饼里更方便;饼吸油、串渗味——1+1>2。配上本地的”夺命佳凤”啤酒(12 度麦芽汁,1984 年获过全国轻工产品酒类金杯奖),就是佳木斯街边夜晚的标准景象。
另一道几乎只在佳木斯有的吃法是涮面涮肚——细冷面在汤锅里涮一下,配肚串和蒜蓉酱。朝鲜族冷面的面条 + 东北涮锅的形式 + 本地汉族的蒜蓉酱,三种东西被硬凑在一起——这是真正的混血产物,也是七层中一个少见的、活生生的小融合。
第七层 · 当代——外卖、麻辣烫、俄货店
2010s — 至今
最上面这一层是 2010 年代以后才堆上去的:美团外卖、川渝麻辣烫、奶茶店、连锁咖啡、抖音网红店、俄货跨境贸易——这些跟佳木斯的过去几乎没有任何关系,是被全国性的连锁经济和短视频平台一整套打包送进来的。
这一层最有意思的成分是俄货。中俄边境贸易开通以后,佳木斯街头出现了一堆专卖俄罗斯巧克力、香肠、伏特加、套娃的店。但这些俄货跟一百年前从哈尔滨漏下来的俄式食品没什么继承关系——一个是当代跨境零售,一个是百年前的工艺残影。
这一层还有一个隐藏的小变化值得注意——本地老品牌正在被外资收编。佳凤啤酒已经归百威英博,东北各小城的老牌啤酒厂这十几年陆续被收购或者关停。和它一起消失的还有齐齐哈尔明月岛、牡丹江花河、黑河魁星——整整一代”夺命系”东北地方啤酒,几乎都不在了。
“新俄货”和”老俄式残影”在同一座城市里并存,但互相不认识——是这座城所有”层而不融”现象里最讽刺的一种。
追问:为什么是层而不融
到这儿,那个最初的问题终于可以正面问了——为什么这七层一直没有融合?
把佳木斯和广东、福建、江浙比一下,能看出一个挺有意思的差别。南方的小城常常有一种本能——把外来的吃食迅速本地化、混搭、再造,最后变成一种没人能说清楚到底从哪儿来的”本地新口味”。
但佳木斯没走这条路。它的每一层来源都还能一眼指认:朝鲜族的就是朝鲜族的,俄式的就是俄式的,闯关东的就是闯关东的。原因或许有三个,都跟食物的生成条件有关。
第一,时间太短,叠层太密。
佳木斯有”佳木斯”这个名字,到今天还不到一百年。一百年里同时塞进了七层人——平均每十几年就有一波新的人进来。融合需要时间,需要几代人在锅边、餐桌上慢慢磨合。佳木斯没给过自己这段时间。每当一层要开始本地化,下一层就压上来了。
第二,每一层都自带封闭的生活圈。
朝鲜族在星火村、敖其有自己的村屯。闯关东的山东人聚在自己的院子里腌酱缸。北大荒的转业兵和知青吃农场食堂,不出场区。俄式那一层从来就是借住在哈尔滨,从没在佳木斯本地真正扎过根。邻居住得近,但从不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。融合需要餐桌共享,佳木斯一直缺这个共享空间。
不过有一个地方能看到一点意外的小融合——佳木斯中心医院附近那条无名的”冷面街”。三姐妹、新鲜·汉江南、昌星·星星——本地人公认的几家朝鲜族冷面馆都聚集在这里。它们不在民族街,不在文化区,就在医院旁边。逻辑很简单:医院二十四小时人流量大、陪护家属要快餐、出院的人想吃口爽的——朝鲜族冷面”快、凉、开胃、便宜”刚好对应这种场景。一道朝鲜族的冷面,被一座汉族城市最实用主义的需求接住了。在新鲜的拌面里,你还能看到另一个意外的小融合:配菜里夹着切片的宾馆红肠——一道朝鲜族的面,托在山东汉族人接手的俄式肉肠上。这碗拌面本身就是一座城的微缩史。
第三,气候和食材的限制太硬。
三江平原一年六个月冬天,冰冻期长到连最有想象力的厨子也只能围着白菜、土豆、酸菜、猪肉、大米、玉米这几样食材打转。再多的菜系交叉,最后都被压回到大锅炖、酱、腌、熏这几种处理方式上。寒冷不允许细腻——所以佳木斯没有诞生出江南菜那种”炒得花哨”的传统。
寒冷不允许细腻 叠层不允许融合 这座城的多元 是被时间和气候 共同保留下来的
所以,七层来源都还活着,但谁都没把谁吞掉。早市上一摊摊摆着的山东豆浆油条、本地大碴子粥、夏天的朝鲜族冷面、玻璃柜里那几根红肠、街角新开的麻辣烫——它们之所以能并排出现,是因为这座城从来就没有过那个能让它们融成一体的厨房。
这不是缺陷,也不是优点。这只是一座年轻的、寒冷的、被反复重写过的小城,留给它今天居民的真实形状。
尾声:谁在记得这座城
我们走完了这张味觉地图。
从最底下的一片赫哲族塔拉哈,到最上面一杯 2025 年街角的瑞幸咖啡。中间夹着朝鲜族的稻种、俄国人的烤炉、山东人的酱缸、北大荒的大锅、东北菜的锅包肉、川渝麻辣烫——七层并排着,互相不打招呼。
这就是这座小城的特别之处。它没有一道能代表自己的招牌菜——没有兰州牛肉面、武汉热干面、长沙米粉那种一句话就能讲清楚的本地味。它有的,是一整套层叠的早餐摊。每一层都是一段没被融掉的历史,每一层都还能直接指认。
但这份”层而不融”,反过来变成了一种特别的厚度。一锅大米粥里有 1948 年从延吉、敦化迁来的朝鲜族家庭,有徐一戎一辈子写在田里的稻谷成熟度。一根红肠里有 1898 年从俄国漏进来的烤炉工艺,有 1991 年那个 50 平方米作坊里骑自行车送 5 斤肠的山东后裔。一碗酸菜里有 1900 年闯关东的山东老家。一片塔拉哈里有这片土地最早的居民、和他们用骨刀片鱼的几千年。一桌大锅炖里有 1958 年开荒的转业兵和 1968 年下乡的知青。
而最浓缩的是新鲜·汉江南那一碗拌面——朝鲜族的面、宾馆红肠的肉、山东后裔的手艺、佳木斯医院旁边的烟火气。一碗面里夹着这座城不同时代的人。
一座城遗忘自己的方式有很多 记得自己的方式只剩下一种 它的人还在吃
这只是开始。佳木斯每一层都值得被单独写一次——申友景把”赤毛”稻种从北海道带回来的那段路、金白山从敦化到桦川的 600 公里、星火村慎自成那 5 户人家的耕作组、宾馆红肠创始人那 50 平方米作坊的细节、徐一戎临终前那一份《北大荒日报》、赫哲族一片塔拉哈是怎么从江里走到博物馆里的——它们都还在等人来写。
《长史》第二辑。第一辑《我们究竟在造什么》。下一辑预计:《梁凤颖与那一代人》。